李谦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目次
一、数据开放的中国语境
二、数据商业视野中的数据开放
三、国家能力视野中的数据开放
四、结语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年2月号，为阅读方便，略去脚注，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在中国语境里，数据开放，正在受到两种似乎背道而驰的意识观念相互塑造着：“最具时代标志性的标签非大数据莫属，它好比是21世纪的石油和金矿”，数据跃居为最重要的资源，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苗圩，《人民日报》年10月13日）。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本身是一个数据公司，我们昨天刚刚内部做了很多决定，我们对数据以前是开放的，现在我们决定数据原则上不开放……只跟我们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未来”（马云，《第一财经日报》年6月5日）。
熟悉相关概念者一定会反驳，前引话语根本不是同一语境中的对话，因为数据开放的要旨原本即针对政府机关或公共机构所生产、创造、收集、处理、保存、维护、传播或者资助的数据类型，而私有企业及其市场行为显然不在其覆盖之内。
简单说，两者并列，乃是“关公战秦琼”，名不副实。数据开放，检索其历史，是一项渊源颇长的理论主张和历史运动的当代变体，这就是所谓信息获取权运动，不过历史上信息获取权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屡有起伏，迟至20世纪下半叶因政治形势变化与信息技术革新，欧美国家才于数十年间相继在立法与行政上全面配合信息获取权运动。
信息获取权运动被视为公民争取一项基本政治权利的运动，政府信息公开即此运动的奋斗结果，而数据开放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获取的延续和变体也自然应当归属在公民权利－政府权力的认知框架以内。
不过，信息获取权或信息公开所依据的政治逻辑是，一方面，信息公开意味着以公民知情权利制约政府的行政权力，体现了制衡科层制官僚计算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信息数据是具有天然公共属性的抽象物，无法占有、难以控制、价值极大，服务社会的政府信息更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福祉息息相关，要求公开以防止扭曲、错漏，体现了信息数据价值珍重的一面。
故此，假若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价值重大，与网民的基本权利和生活福祉紧密相连，也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恐怕就难以遽断政府与企业的数据行为是否就一定不在同一个政治语境中。更重要的是，数据开放之所以不是信息公开而只是某种变体，因为经济逻辑已经置换了政治逻辑成为数据开放的主线，进而在微观层面与信息产业的龙头互联网企业的商业实践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呼应。
这一呼应，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因为数据开放的另一源头恰好是针对信息产业公司巨头的“软件开源运动”，在掀起运动的软件程序员眼中，软件代码与数据不只是软件公司的私有财产，更是信息技术传播与发展的基本要素，封闭私有必然损害技术发展。政治语境的相似和经济逻辑的相应，使得数据开放及其背后的力量角逐与价值冲突呈现出远比政府信息公开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态。
数据开放的中国语境
年1月，奥巴马总统甫一上台就签署了《透明与开放政府指令》备忘录，一年之内，他签署了三份有关数据开放的备忘录，同年开通美国政府数据网站，将政府数据开放推入实践。
此后数年，奥马巴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频频出手，在国内，通过法案、行政命令和备忘录进一步谋划、落实政府数据开放，在国外，频繁举办开放政府数据的国际会议，并于年7月发起成立了“开放政府联盟”（OGP），年6月，8国集团首脑签署了《开放数据宪章》，参与国家发布宣言承诺以自身行为树立开放数据典范，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开放高质量、重复使用的原始数据。在此期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纷纷推出本国的数据开放政策。故此，舆论普遍认为年是数据开放元年。
尽管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数据开放的政策与实践却几经转折，呈现为两种不同逻辑的并轨转换。
毫无疑问，“开放政府”政治理念是政府数据开放的动力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其被视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种延续和变体。但是，数据已经被视为当今信息时代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开放数据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经济价值，不仅能够极大地降低经济成本、节省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催生财富，创造新经济。
年5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备忘录《开放政策——管理作为资产的信息》全面阐释了政治－经济两重逻辑并置转换的数据开放政策理念，很快其它国家类似政策相继跟进。这是一个关键的年头，政策转变正当其时，因为数据的商业前景与技术想象正在发生重大的革命性突破，这就是所谓大数据。
年6月，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大数据:下一个竞争、创新和生产力的前沿领域》，原本只在科技界和产业界暗涌的大数据立刻夺得舆论北京一次治疗白癜风要多少钱治白癜风好的医院